黄埔一期唯一开除生，后来成了中共高级将领，蒋介石的毕生死敌。
1924年的广州。那时的黄埔岛上热火朝天，全国各地的热血青年汇聚于此。宣侠父一露面，立刻就引起了教官和长官们的注意。
他的履历极其漂亮。在那个年代，留过洋的学生可是凤毛麟角，宣侠父不仅早年留学日本，而且极早地接触了马克思主义，1923年就在杭州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除此以外，他的外形也极为出众，身材高大，目光如炬，面如重枣，站在人群里不怒自威。
当时负责带第一队学生的教官是蒋鼎文。蒋鼎文翻看花名册，一眼就相中了宣侠父。原因很简单：除了各方面素质拔尖，宣侠父还是浙江诸暨人。老蒋家乡的浙江老乡，在早期的黄埔系里有着天然的亲近感和晋升优势。蒋鼎文欢天喜地地跑去向蒋介石汇报，本以为发现了个好苗子能得句夸奖，结果蒋介石脸色一沉，咬着牙吐出几个字：“他是共产党员。”
蒋介石的用人标准向来有着极强的私心。他从一开始就把黄埔军校看作自己的私人地盘，把学生当成自己的家将家臣。对于信仰共产主义的青年，他心里始终竖着一道高墙，防范极严。
果不其然，矛盾很快就爆发了。
黄埔开学没多久，准备成立军校特别党部。按照孙中山先生定下的规矩，这事儿理应通过基层选举来产生委员，体现民主精神。可蒋介石习惯了独断专行，直接无视程序，强行圈定了五个人作为委员。
这一下，宣侠父坚决不干了。
在宣侠父眼里，规矩就是规矩，革命队伍必须讲究民主。他提笔就写了一份言辞恳切的报告，要求特别党部否定蒋介石的个人决定，重新组织基层选举，并在报告末尾端端正正签上了自己的大名，直接递了上去。
蒋介石勃然大怒，立刻把宣侠父叫到办公室，软硬兼施，限令他三天之内写出悔过书，收回报告，否则直接卷铺盖滚蛋。宣侠父骨子里有着纯粹革命者的轴劲。面对高压威胁，他大笔一挥，留下了两句响当当的诗：
“大璞未琢终是玉，精钢宁折不为钩。”
就这样，宣侠父昂首挺胸地离开了黄埔岛。他用放弃学籍的代价，保全了一个共产党员的独立人格。
离开了黄埔，宣侠父的革命道路并没有因此黯淡。相反，他迎来了更加广阔的施展天地。
1925年春，经李大钊先生的亲自推荐，宣侠父北上张家口，来到了冯玉祥的国民军中做部队文教工作。在这里，他将自己卓越的宣传和组织才能发挥到了极致。
冯玉祥是一代枭雄，阅人无数，他对宣侠父的才能佩服得五体投地。
1937年，抗日战争全面爆发，国共两党迎来了第二次合作。
为了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，周恩来亲自点将，任命宣侠父为八路军高级参议，派他前往西安开展工作。谁曾想，在这个曾经让他挥洒热血的西北重镇，他再次遇到了当年的老熟人。
此时的西安，国民党方面的最高军政长官，正是当年在黄埔军校极其看重他、后来号称黄埔“八大金刚”之一的蒋鼎文。
当时前线抗战极度吃紧，八路军将士缺衣少药、弹药匮乏。为了给前线筹集救命的粮草和医药，宣侠父不辞辛劳，多次登门拜访蒋鼎文。
有一次饭局上，酒过三巡，蒋鼎文趁着酒劲原形毕露，开始指桑骂槐地攻击共产党。宣侠父毫不客气，当场予以严厉驳斥，并义正辞严地要求蒋鼎文从民族存亡的大局出发，尽快兑现给八路军拨发抗日物资的承诺。
蒋鼎文打着哈哈敷衍塞责，推托“明日再办”。宣侠父根本不吃这种官场太极拳，当即表示明天一定准时登门，绝不让长官食言。此后，宣侠父隔三差五就去找蒋鼎文“要账”。他口才极佳，占尽法理和抗日道义的制高点。蒋鼎文被搞得焦头烂额：拨发物资万万不情愿，严词拒绝又怕宣侠父向新闻界曝光，坐实国民政府“破坏抗战”的罪名。
消息一路传到南京，蒋介石彻底坐不住了。他多次发电报责问蒋鼎文，西安的局面为何迟迟控制不住。
面对宣侠父光明正大、步步紧逼的统战攻势，国民党反动派在辩论上赢不了，在道义上站不住，最终选择了最卑劣的手段——物理消灭。
蒋鼎文唤来军统局西北区区长张严佛，罗织了一堆莫须有的罪名上报给蒋介石。蒋介石顺水推舟，直接召见军统头子戴笠，制定了缜密的暗杀计划。
1938年的一个深夜，宣侠父在西安街头完成繁重的工作后，独自骑着自行车回家。途中，几名早已埋伏好的军统特务一拥而上，将他强行绑架上一辆汽车，随后秘密杀害，并将遗体残忍地投入枯井之中。
一代抗日奇才、统战名将，就这样无声无息地消失在了古城西安的黑夜里。
宣侠父失踪后，八路军方面极其震惊，多次向国民党当局严正交涉要人。蒋介石起初还装聋作哑，百般抵赖。直到后来，被周恩来等人逼问得实在退无可退，他才终于撕下伪装，露出军阀无赖的真实嘴脸，咆哮着泄露了天机：
“宣侠父是我的学生，他背叛了我，是我下命令杀掉的！”
宣侠父之所以成为蒋介石的毕生死敌，根本原因就在于他太清醒了。他是黄埔生中最早看穿蒋介石独裁本质的人，也是最早敢于站出来与之进行坚决斗争的共产党人。 他的存在，就像是一面雪亮的镜子，时刻照出蒋介石“假革命、真独裁”的丑陋面目，这让蒋介石如芒在背，非杀之而后快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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